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所謂“台灣有事”妄稱為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暴露其對戰后國際秩序與歷史責任的對抗態度：把侵略歷史中的國家罪責淡化為“爭議敘事”，再用夸大甚至虛構的風險敘事架空戰后國際秩序。在“慰安婦”問題上，高市的立場也清晰暴露了這種錯誤歷史觀。
在處理二戰侵略歷史問題時，高市採取的不是“正面反省”，而是“無理反擊”。她把正義力量圍繞強征“慰安婦”、勞工等議題的正當追責，描繪成中韓“向世界散布不實信息”，要求日本政府強化所謂“歷史外交”，主動對外“糾正”。早在1997年，她就加入安倍晉三等人組建的以所謂“糾正自虐史觀”為綱領的議員聯盟“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青年議員會”，擔任代理干事長。2014年，她主導的自民黨政務調查會就“慰安婦”問題形成決定，公開要求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發表新的“談話”，以取代1993年的“河野談話”。2021年，她競選自民黨總裁時接受日本媒體採訪，稱日本“歷史外交”過於軟弱，應建立跨部門機制對外發聲。
在“慰安婦”問題上，高市常用兩套話術，其政治目的清晰指向“去責任化”。其一，對“從軍慰安婦”一詞的表述糾纏不休，強調該說法並非戰時官方用語、帶有強烈指控色彩，借以達成“‘慰安婦’問題系戰后捏造”的輿論操控目的。其二，否認日軍“慰安婦”制度存在強制性與國家責任，強調“不存在可証明軍方直接強征的資料”。兩套話術相互支撐，前者看似是文字爭執，實則為后者鋪路：先把公眾注意力從制度事實轉移到稱謂，再把國家責任拆解為“個別過當”。
“慰安婦”一詞在日語中早已存在，但作為二戰時期日軍性奴隸制度下受害女性群體的特指性歷史術語，是在戰后各國學界調查和研究這段歷史時，從各類表述中取得共識定型下來的。戰時文件既使用“慰安婦”，也使用“酌婦”“特殊婦女”等稱謂記錄相關人員與進行流動管理。近年日本政府將“從軍慰安婦”改為“慰安婦”，是為了切割政府、軍隊與“慰安婦”的關系。刪去“從軍”二字，意在表明“慰安婦”與政府和軍隊無關。其本質上是一種議題轉移：把“制度責任鏈條在哪裡”的議題，偷換為“某個詞是否在歷史文獻中出現”。這種轉移一旦成立，下一步就更易將國家責任推卸給“民間買賣”。
“河野談話”明確指出：日軍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慰安所”的設置、管理以及“慰安婦”的運送﹔“慰安婦”主要是由接受軍方要求的商家來征集，但實際中也有很多使用花言巧語或強制等違背本人意願的情況，且確實存在官方等直接參與此事的現象﹔“慰安婦”在“慰安所”處於被強制狀態，生活痛苦不堪。日本右翼將“強制”限定為“是否持槍綁架”，人為切斷制度性強制的全鏈條——從軍方需求驅動、行政力量介入，到招募過程的誘騙脅迫與對人身自由的控制，更把國家責任推回“市場自發”，把制度罪責說成是“個別過當”。需要強調的是，“河野談話”並非外部壓力下的政治措辭，而是日本政府在調查基礎上作出的正式表述，日本外務省至今仍公開刊載其全文。否認談話關鍵內容，等於否認日本政府自身調查結論。
國際社會基於檔案材料與大量幸存者証言，早已形成清晰結論。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指出，“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強迫受害國婦女充當日軍性奴隸的制度，日本政府應該道歉。日本右翼繼續鼓吹所謂“無強制性”，本質上是要否認國家責任、否定道歉與賠償的正當性，企圖從根子上挑戰國際社會關於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形成的基本共識。
面對高市在歷史和安全維度的“雙重修正主義”，地區各國和國際社會有責任用檔案、用事實、用國際法說話，堅定維護歷史正義和戰后國際秩序，反對任何美化侵略、為戰爭張目的言行，共同維護東亞和世界的和平穩定。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6年01月11日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