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學新聞學院的野中章弘教授認為自己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右翼分子，既不反中也不反日，他屬於第三種人：一名探究事實的記者。
他認為，記者隻需要知道真相。
“記者要針對事件的真相進行調查取証，取証最重要的是去事發現場，聆聽受傷害最深的人的話。”這是野中成為教授前，做記者時的理念，這番話已經被他在課堂上重復過無數次。
盡管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採訪非洲難民、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崢嶸歲月已不再，但在大學課堂上，每當對講台下的學生說起正在飛速崛起的鄰國時，60歲的野中說得最多的話是：想知道上個世紀中日之間真正發生過什麼嗎？跟我去採訪吧。還真有一批批日本學生自掏腰包，跟著他去了中國。
10%與中國之旅
日本年輕人看待中國的復雜感情，用“關注”與“無知”這兩個含義相悖的詞語來形容並不為過。
考慮到自己的未來，日本大學生們開始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鄰國中國，他們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但當被問及兩國之間的近代史，大學生們普遍又無知得可怕。
提問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是野中課上的常規問題，但能正確回答的學生隻佔被提問者的十分之一。
“這不是學生們的責任。”野中知道，問題的根源在於教科書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掩蓋和歪曲，這讓包括他這個戰后出生的人在內的舉國上下都對歷史並不了解。
而在野中看來，如果日本無法消除對歷史的“誤解”，就無法與中國建立起真正的交流。
在一次有接近30名日本學生參與的中國研修之旅中，一位清華大學女學生的“讓人刺痛的質問”佐証了這一觀點。
“日本人習慣了嘴巴上的道歉，但內心真的有負罪意識嗎？”這位中國學生的一句話，讓對發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場戰爭“幾乎不知情”的日本學生全體沉默下來，不少人一臉委屈，卻又無法反駁。
更多的沉默出現在對戰爭遺址的實地探訪中。野中曾5次帶領學生去往南京周邊的一個村落，村裡的一塊石碑上，銘刻的文字述說了1937年12月日軍入侵湖山時，給村民造成的災難，其中，64名死難者、15家絕戶等字眼，以及幸存者的講述，把被教科書掩蓋的戰爭傷疤揭示在日本學生眼前。
“政府不願意教的歷史，那就自己去調查。”是野中作為記者信奉的原則，而作為老師，中國之旅的意義在於：“比起在日本學習，去中國探訪戰爭的遺跡，聆聽幸存者的聲音，能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兩年前，野中帶領日本學生沿著日軍在上海登陸、一路燒殺擄掠直到南京的足跡進行調查，探訪揚州幸存的慰安婦和被屠殺的亡靈。而在去年，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慘案紀念館，學生們見到了1932年日軍屠殺3000名普通民眾的罪証。
最讓野中印象深刻的，是調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曾在河北等地實施的“三光”政策。在侵華日軍掃蕩期間曾發生80多人被殺害的“端村慘案”的河北省安新縣端村，當86歲的老八路平靜地講述當年所見的燒殺奸掠場面時，日本學生們從沉默轉為愕然，女孩子的抽泣聲此起彼伏。
講述持續到夜幕完全降臨才結束，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深深鞠躬道別。這種悲慟的氣氛在調查其他地方時，也時常在日本學生中出現，但端村這次，野中教授感到格外心痛。
他的祖父和兩名伯父都曾參軍侵略過中國，其中，祖父死於實施“三光”政策的掃蕩行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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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任石、張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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