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的野中章弘教授认为自己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右翼分子，既不反中也不反日，他属于第三种人：一名探究事实的记者。
他认为，记者只需要知道真相。
“记者要针对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取证，取证最重要的是去事发现场，聆听受伤害最深的人的话。”这是野中成为教授前，做记者时的理念，这番话已经被他在课堂上重复过无数次。
尽管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采访非洲难民、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峥嵘岁月已不再，但在大学课堂上，每当对讲台下的学生说起正在飞速崛起的邻国时，60岁的野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想知道上个世纪中日之间真正发生过什么吗？跟我去采访吧。还真有一批批日本学生自掏腰包，跟着他去了中国。
10%与中国之旅
日本年轻人看待中国的复杂感情，用“关注”与“无知”这两个含义相悖的词语来形容并不为过。
考虑到自己的未来，日本大学生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邻国中国，他们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但当被问及两国之间的近代史，大学生们普遍又无知得可怕。
提问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野中课上的常规问题，但能正确回答的学生只占被提问者的十分之一。
“这不是学生们的责任。”野中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教科书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掩盖和歪曲，这让包括他这个战后出生的人在内的举国上下都对历史并不了解。
而在野中看来，如果日本无法消除对历史的“误解”，就无法与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交流。
在一次有接近30名日本学生参与的中国研修之旅中，一位清华大学女学生的“让人刺痛的质问”佐证了这一观点。
“日本人习惯了嘴巴上的道歉，但内心真的有负罪意识吗？”这位中国学生的一句话，让对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几乎不知情”的日本学生全体沉默下来，不少人一脸委屈，却又无法反驳。
更多的沉默出现在对战争遗址的实地探访中。野中曾5次带领学生去往南京周边的一个村落，村里的一块石碑上，铭刻的文字述说了1937年12月日军入侵湖山时，给村民造成的灾难，其中，64名死难者、15家绝户等字眼，以及幸存者的讲述，把被教科书掩盖的战争伤疤揭示在日本学生眼前。
“政府不愿意教的历史，那就自己去调查。”是野中作为记者信奉的原则，而作为老师，中国之旅的意义在于：“比起在日本学习，去中国探访战争的遗迹，聆听幸存者的声音，能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两年前，野中带领日本学生沿着日军在上海登陆、一路烧杀掳掠直到南京的足迹进行调查，探访扬州幸存的慰安妇和被屠杀的亡灵。而在去年，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学生们见到了1932年日军屠杀3000名普通民众的罪证。
最让野中印象深刻的，是调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曾在河北等地实施的“三光”政策。在侵华日军扫荡期间曾发生80多人被杀害的“端村惨案”的河北省安新县端村，当86岁的老八路平静地讲述当年所见的烧杀奸掠场面时，日本学生们从沉默转为愕然，女孩子的抽泣声此起彼伏。
讲述持续到夜幕完全降临才结束，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深深鞠躬道别。这种悲恸的气氛在调查其他地方时，也时常在日本学生中出现，但端村这次，野中教授感到格外心痛。
他的祖父和两名伯父都曾参军侵略过中国，其中，祖父死于实施“三光”政策的扫荡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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