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日本参议院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防卫、外交、反间谍和反恐四个领域特别需要保密的情报划入“特定秘密”范围，并规定将对泄密者施以重惩。法案出台后，很快激起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也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担忧。
在恐怖主义兴起、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政府固然能够为保密法的出台罗列一些外部缘由，但从根本上看，该法案是日本片面追求自身国家安全、冷战思维和法西斯遗产三种内在动因，在当前特定历史时期之下，相互结合催生的产物。它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来自日本国内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忧虑并非无理取闹、小题大做；在争议声中生效的新保密法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公然违背。
新保密法中饱受争议的多项规定，有可能在侵害日本民众权利、扩大政府绝对权力的过程中，使法西斯主义的对内极权属性在某种意义上死灰复燃。日本和平宪法第21条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不得进行检查，并不得侵犯通信的秘密”。新保密法明显地违背了宪法赋予日本公民的知情权、隐私权乃至人身自由权。
将新保密法视作法西斯主义借以还魂的载体，并非安倍政府的反对派耸人听闻的片面之词。二战前登上历史舞台、以日本和德国为主要代表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特征，对外在于鼓吹战争、以邻为壑，对内则是奉行极权统治，最大限度地剥夺民众的人身自由与正当权利。为了推行战争政策和片面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曾制定过此类旨在扩大政府绝对权力的保密法。随着军国主义者肆意扩大国家机密范围，天气预报甚至也被纳入其中，最终使得日本民众的知情权完全被剥夺。日本军国主义者无限扩张自身权力、不断打压民众权利空间，最终使得战火燃烧到整个亚太地区，给包括日本自己在内的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法律阐释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力。安倍自其第一次执政日本起，就开始不断通过对既有法律框架的重新解读，为日本的“集体自卫权”进行辩护和寻找依据。与日本既有法案相比，新保密法大幅度提升了对泄密行为的刑罚力度；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法案条文规定，“国家机密”的定义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就可以合法地划定哪些事属于“国家机密”，进而罗织罪名打击反对势力，甚至逃避监督、肆意妄为。惯于利用法律阐释权为政府行为合法性辩护的安倍内阁，一旦失去国内民众的有效监督，有可能会将日本带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虽然，该法案引发的抗议和反对首先来自日本国内，但它针对国内民众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仅仅是法案的幕后推动者们所采取的手段，而非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日本政府执意推动新保密法出台，并非对该法案可能遇到的阻力和抗议等政治后果估计不足。安倍内阁谋划新保密法的着眼点，在于谋求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冲突时的优势地位。在近年来中日争端加剧、东亚国家增强外交谋划、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的地区大环境中，该法案一则可以增加日本在美日安全合作中的身价和筹码，促进其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联系和共享；二则能够为日本自卫队的海外行动进行情报和信息方面的准备，增强自身的准军事力量；三则执政党还希望借此进一步摆脱来自国内反对党以及和平主义者等势力的牵制，通过改进自身“安内”能力，提升其在周边事务中“攘外”的成效。从上述三个目的看，新保密法的出发点与日本和平宪法中著名的第九条也有冲突。因为按照第九条的规定，日本放弃了国家或政府所具有的战争权，将权利归属国民，以此达到和平的目的；而上述三种目的，恰恰是对上述国家与民众权力分配关系及其和平目标的一种背离和逆向操作。因而，新保密法有可能加剧中美日等大国在安全领域的角逐，也有可能使越来越敏感的中日争端变得更为复杂。（卜永光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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