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和穩定日元貶值環境，是日本銀行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第二屆安倍內閣成立前的2012年11月，日元匯率曾攀升至歷史最高的1美元兌70日元。在安倍誓言將努力讓日本徹底擺脫長期通縮之后，日元便迅速步入貶值通道。日元迅速貶值，極大推升了日本出口企業的盈利。作為日本出口支柱的汽車產業，2014年度，除大發之外的七大汽車廠商的營業利潤合計增長了5828億日元。而且，出口汽車數量越多、出口比例越高的企業，受日元貶值的正面影響越大。比如，豐田營業利潤增加部分有六成來自匯率作用。
但事實上日本銀行的政策效果正在不斷衰減。迄今為止，日本銀行的金融寬鬆政策已實施了四輪，包括在2016年1月，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引入“負利率”政策，印証了其政策手段的枯竭。
財政刺激是“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最薄弱的環節，其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早就陷入了捉襟見肘的窘境。決算數據証明了這一點，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決算分別為100.2萬億日元和98.8萬億日元，均不及2011年度的水平。
除了財政實際支出沒有增長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預算執行效率問題。如何更高效地執行預算，已被安倍內閣作為財政政策領域的重要著眼點。但自東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的預算執行力就大打折扣，如2011年度決算后出現了9.3萬億日元剩余金，2012年度更高達10.7萬億日元，安倍執政后有所減少，但仍然超過5萬億日元規模。預算隻有落實到位，才可以發揮刺激經濟的效果。
簡而言之，日本經濟結構轉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雖然這種轉型並非始自第二屆安倍內閣，但很顯然“安倍經濟學”發揮了推動作用。那麼，未來日本經濟還將面臨哪些風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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