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困擾日本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財政如何重建，而其根源又是少子老齡化問題。這既是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的主因，也是今后發展的最大風險。而且，日趨嚴重的少子老齡化趨勢，對以消費增稅實現財政重建的計劃形成嚴峻考驗，因為即便今后日本GDP每年名義增長3%，消費稅率為10%，稅收的增長速度也趕不上社會保障支出，預計到2020年二者缺口仍達10萬億日元。因此，日本必須在社會保障領域實施徹底改革，如調整養老金支付方式與額度等，若延續傳統的“寅吃卯糧”方式，日本政府的財政重建夢終將破碎。
其次，結構失衡問題也是威脅改革成功的關鍵。以通貨再膨脹理論為基礎的“安倍經濟學”的改革藥方，與長期通縮的日本經濟顯然是“對症”的。但是，本應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的改革框架，卻表現出“央行獨舞”的顯著特征。三年多來，“安倍經濟學”的改革成果主要依靠日本銀行推行的“雙寬鬆政策”，通過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帶來日元貶值和股價上漲。這種“金融獨行”勢必遭遇政策效果的“天花板”，2016年1月黑田被迫亮出“負利率”政策措施就是明証。如今，日本版QQE（量化質化寬鬆）的負面作用已經開始發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國債等金融產品的功能正在喪失，“雙寬鬆”面臨“出口”難題，財政危機風險不斷加大。因此，日本政府急需對這種失衡的改革框架進行調整，真正實現三駕馬車並駕齊驅。
再次，改革后續政策如何“落地”也是問題。僅就安倍內閣推出的新“三支箭”而言，劍指兒童培養與老人護理，顯然在大方向上是正確的，因為少子老齡化正是日本經濟的“病因”所在。但是，這一華麗搶眼的目標卻面對著極其嚴峻的現實。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將是對“安倍經濟學”后續政策的嚴峻考驗。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更是“安倍經濟學”必須克服的難題。日本必須實施規制緩和、稅制改革等結構改革，實現更有效的資源配置，進而提高生產效率，推進技術創新，從而實現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提高，這是日本擺脫通縮的最佳途徑。日本還需要大幅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推動嚴重滯后的對內直接投資，促使日本企業擴大國內設備投資，避免產業空心化。
最后，外部風險也是日本經濟必須面對的。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擺脫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本更是如此。油價波動、經濟危機，甚至是一場政治波動，全球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恐怕都會影響到日本經濟。2015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也威脅著日本經濟，以鄰為壑的措施可謂日本經濟政策的大忌。作者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張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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