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财政如何重建，而其根源又是少子老龄化问题。这既是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主因，也是今后发展的最大风险。而且，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对以消费增税实现财政重建的计划形成严峻考验，因为即便今后日本GDP每年名义增长3%，消费税率为10%，税收的增长速度也赶不上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到2020年二者缺口仍达10万亿日元。因此，日本必须在社会保障领域实施彻底改革，如调整养老金支付方式与额度等，若延续传统的“寅吃卯粮”方式，日本政府的财政重建梦终将破碎。
其次，结构失衡问题也是威胁改革成功的关键。以通货再膨胀理论为基础的“安倍经济学”的改革药方，与长期通缩的日本经济显然是“对症”的。但是，本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改革框架，却表现出“央行独舞”的显著特征。三年多来，“安倍经济学”的改革成果主要依靠日本银行推行的“双宽松政策”，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带来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这种“金融独行”势必遭遇政策效果的“天花板”，2016年1月黑田被迫亮出“负利率”政策措施就是明证。如今，日本版QQE（量化质化宽松）的负面作用已经开始发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债等金融产品的功能正在丧失，“双宽松”面临“出口”难题，财政危机风险不断加大。因此，日本政府急需对这种失衡的改革框架进行调整，真正实现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再次，改革后续政策如何“落地”也是问题。仅就安倍内阁推出的新“三支箭”而言，剑指儿童培养与老人护理，显然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少子老龄化正是日本经济的“病因”所在。但是，这一华丽抢眼的目标却面对着极其严峻的现实。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是对“安倍经济学”后续政策的严峻考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是“安倍经济学”必须克服的难题。日本必须实施规制缓和、税制改革等结构改革，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这是日本摆脱通缩的最佳途径。日本还需要大幅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推动严重滞后的对内直接投资，促使日本企业扩大国内设备投资，避免产业空心化。
最后，外部风险也是日本经济必须面对的。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摆脱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本更是如此。油价波动、经济危机，甚至是一场政治波动，全球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恐怕都会影响到日本经济。2015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也威胁着日本经济，以邻为壑的措施可谓日本经济政策的大忌。作者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玉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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