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學期間的劉志明先生（本人提供）
記者：到日本之后對日本、日本人的看法有沒有轉變？
劉志明：首先，對日本的印象。我們一般認為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會存在很大的貧富差距，但實際接觸下來，發現在日本的貧富差距非常小。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學校組織“見學旅行”，汽車行走在山路上，深山裡有看到一棟棟房屋，房子都很漂亮，門前都停著汽車，和城裡的生活沒有什麼區別。當時，我們腦海裡的觀念是農村生活會比城市差很多，但這種差異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其次是對日本人的印象。出去之前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多，所以對日本人的印象還是臉譜化的，比如認真、講禮節，但有些死板等等。去了之后，接觸多了，發現日本人有很明顯的兩面性，在不同場合表現會有很大不同。比如學校的指導老師，平時是個非常嚴肅的人，但下課后會請學生去喝酒，到那時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所以，認識到日本人的兩面性，是准確理解日本的關鍵。
記者：留學期間最深印象的事情是什麼？
劉志明：日本人的防災意識和在災害發生后的表現。很多小學或比較寬闊的場地，都挂有災害避難所的標志。平時會有防災訓練。因此，在災害發生時，日本人往往表現的很鎮定，井井有條。1995年我再次去日本，那次不是留學，而是到日本神戶大學任教。到達日本那一天，正好趕上神戶大地震，因為我經歷過唐山大地震，因此對於地震有種特殊的感受，心情很復雜。但令我吃驚的是，到神戶之后，看到的現場並沒有電視中那麼強烈的災害氛圍，災民也沒有太多情緒化的表達，救災一切都有條不紊的進行。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我們通常會認為災難發生時，應該“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但日本沒有，他們是地方自治，救援主要靠當地自治體，其他地方隻做出一些輔助支援。
我們國家發生地震后，媒體會進行大量報道，各界全力支援獻愛心。但一般一兩年，就會被外界淡忘。日本的做法是，針對災害發生的背景、原因，通常會進行持續深入的研究，並通過修改法律，改進設計、施工加以完善。甚至社會科學、人文學者也參與相關研究。因此他們對災害的研究與反思很全面、很透徹，並且切切實實能夠應用到下一次的災害應對中。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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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任石、張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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