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同慶：1987年5月，我在上海與上海外語學院留學生百子結婚。先生身體欠佳，沒能參加儀式，但他送我這個對聯，我覺得是最好的賀禮。先生的對聯是“隔海聯姻是合璧，述書有賦得傳人”。雖說我擔當不起這個重任，但是，我從那天起，就想怎樣才能不辜負先生的期待。大家都知道，搞文化搞書畫都得有一個物質基礎的保障。我后來在日本辦公司，搞進口搞承包。為了回歸書畫，把一個非常健全的公司、每年都能營利交稅的公司關掉。我作為華人能打入日本的建筑界其實是不容易的，而且能參與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館、三井住友銀行大樓、TBS電視台、富士電視台這樣的建筑。作為第二承包，就是專業承包，公司擁有從設計到加工、進口和工程管理的優秀團隊。正在那時友人拿來了日本著名金屬工匠復制的“宥座之器”。我將其放在客廳，細觀其型，試使其能。我得到莫大的啟示。回歸硯田是遲早的。因逢曾也是孔子的愛物“宥座之器”的同類器物，這促使我的回歸日程提前。回顧這回歸后的三四年，我作為專業的書法研究者投入了時間、投入了心血。面對這小小的成果，我感恩王蘧常先生厚愛和寄托。
藝術評論：關掉公司，而從事文化交流，從經濟上來說這損失其實是比較大的。
郭同慶：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和他未來的生活模式可以定一個標准，因人而異。就我個人而言，能溫飽，有院子有住宅，能不為金錢而創作，安心地搞書畫文化交流，應該是自我設計的理想的人生模式。我在上海時是一個區少年宮的窮教師。我不會過奢侈的生活。
藝術評論：您在東京的中國文化中心免費教書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郭同慶：從講座一開始的時候，2011年的10月份，到今年四年了。去年是三周年，在這與張偉生老師合作舉辦了一個中日“謙和雅集”。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與鳩山由紀夫也來的。去年的講座三周年紀念師生展的開幕式上，東京中國文化中心還特意頒發感謝狀。中國的“文化中心”開講座是作為公共的文化交流。它的定位是中國文化部駐日對外文化交流機構。這個機構一個國家隻能有一個，就跟大使館一樣。不能把它作為一個商業的基地來利用，中心主任在開講座前，跟我商量此事。為國家傳播文化，義務地開書法講座，我一口答應了。當時有很多日本人想學中國書法，大使館的官員也想學，我也有時間，我就答應下來了。一搞已三年半了。
藝術評論：講座在東京，您住在群馬，夠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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